原标题：16世纪法国小山村的一起离奇的案件，导致了一部经典电影和一部史学名著

  戴维斯翻阅了法国西南部的法律文书和公证记录，不仅为读者再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还生动地把塑造了故事主要人物的世界体现出来。她对财产权、继承权、习俗、家庭关系和司法体系的观察，通过罕见的历史技艺和想象力熔于一炉。

  95岁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是一位传奇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还是第二位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女性，被誉为“当今在历史写作方面最具有创造力的人之一”。她关注近代欧洲早期的历史，侧重于通过扎实的研究再现历史上的边缘人，如工人、农民、女性等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她的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经过时间的检验，也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史学经典。

  作者以丰富的细节，再现了三个主人公的生活与命运：一个抛家舍业、多年不归，为敌国服务，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一个在夫家苦苦独立支撑家业、抚养孩子，期盼理想的爱情；一个突然闯入，温柔体贴、记得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三个人是如何自我塑造的？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最终又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埋首档案，利用婚书、遗嘱、交易文书、纠纷与仲裁书等很多材料，还原故事的来龙去脉，描绘了一幅生动绚烂的乡村社会图景：婚书是如何写的？年轻人怎么样对待光开花不结果的婚姻？家庭的财产如何分配与继承？村民沿着什么样的路线经商或旅行？地方法院如何调查和审判民事案件？普通人怎么来实现阶级跃升？16世纪的法国乡民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身份与社会关系？

  在《马丁·盖尔归来》中，戴维斯利用丰富的材料描绘了法国西南部地方乡村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图景。通过她细致入微的描写，我们从乡民的经济社会活动中还能隐约看到更大的历史背景，察觉更大的社会变迁：经济和土地制度的变革、司法体系与审判制度的变化、激进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冲突、宗教改革的暗流涌动与教派矛盾，以及不同政治势力在欧洲大陆的角逐。

  作为女性历史学家，戴维斯极为细腻地触及了普通乡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婚姻生活和情感世界。在书中，戴维斯不仅把注意力投向女主人公贝特朗，描写她起初并不美满的婚姻生活，她如何在丈夫失踪后独立支撑门户、抚养年幼的孩子，她如接纳冒牌丈夫，过上了融洽幸福的生活，以及在庭审环节对冒名者尽力维护，还特别留心这个乡村妇女的内心世界，刻画她矛盾的态度，驻足体味她复杂的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渴望。

  本书的写作，源自一位历史学家的探索，亦即尝试如何用不一样的方式讲述过去。马丁·盖尔的故事，已被复述过许多次了。在16世纪40年代的朗格多克，一个富裕的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后来，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后，妻子却说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给蒙骗了，于是将他送上了审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那个男的几乎让法庭相信他就是马丁·盖尔时，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这个案子马上被写成两本书，其中一本是由法庭的法官写的。法国各地的人都在评论这个案子，这中间还包括了伟大的蒙田。好几个世纪以来，讲述著名骗子与著名案子（causes célèbres）的书籍，都在复述着这一故事。在四百年前发生此事的比利牛斯山区的村子阿尔蒂加，人们对这一个故事仍然记忆犹新。它为一部剧本、两部小说与一部小歌剧（operetta）提供了灵感来源。

  头一次读到那位法官的记录时，我心想：“这应该拍成一部电影。”在过去的事件中，历史学家很少会发现如此完美，或是拥有如此戏剧性并具有大众感召力的叙事结构。我碰巧了解到，电影剧本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尔与导演达尼埃尔·维涅正着手撰写同一主题的剧本。于是，我加入他们的行列，《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就是我们三人合作的成果。

  悖谬的是，越是参与影片的制作的步骤，我想要超越它的胃口，便越发被吊起来了。这促使我更为深入地探究这一案子，对它进行历史的解读。为演员而不是为读者写作，对16世纪人们的动机提出了新问题—比方说，他们是否像关注财产那样关注真相。看着杰拉尔·德帕迪约一路摸索着，进入冒牌的马丁·盖尔的角色，我悟到了新的路子，去思考阿诺·迪蒂尔这一货真价实的骗子的所作所为。我感到我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它提供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影片脱离了历史的记载，这让我感到苦恼。盖尔一家的巴斯克背景*被割舍了；乡村的新教被忽略了；更有甚者，那位妻子的两面派花招以及法官的内心冲突被弱化了。这些变动或许有助于赋予影片强有力的简洁风格，让马丁·盖尔的故事首先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但它们也让实际发生的事情变得难以解释。在这个对一个村庄进行美丽而扣人心弦的电影摄影学的再创造的过程中，可曾为不确定因素、“也许”、“或许是”—它们是历史学家在证据不足或含糊其辞时的救命稻草—留下空间呢？我们的片子是部令人激动的悬念片，它让观众跟原来的村民与法官一样，都无从搞清结局。但这可曾给反思16世纪的身份认同的意义留下了空间呢？

  因此，这部片子给历史学家提出了虚构（invention）的问题，确定无疑，马丁·盖尔的妻子也曾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得不回到我原来的行当，甚至离开比利牛斯山区，一头扎入富瓦、图卢兹与欧什的档案堆里。我想运用过去留给我的每一份文件，对这一引人注目的故事，第一次进行全方位的史学分析。

  我想弄清楚马丁·盖尔为何离开村子，他去了哪里，阿诺·迪蒂尔是如何、出于什么原因成为冒名顶替者的，他是否蒙骗了贝特朗·德罗尔斯，他又是为何未能坚持到底的。这应该会让我们对16世纪的乡村社会提出新的见解。我想追随村民出席一个个刑事法庭，解释法官们的裁决是如何改变的。我将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揭示一个来自农民生活，被文人墨客加工成故事的事件。

  事实表明，这比我当初想象的困难得多—但再次讲述马丁·盖尔的历史，又是何等令人愉快的事啊！

  1548年，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一个富裕的农民马丁·盖尔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八年后，他却忽然出现在村子里，令家人、邻里既惊讶又欣喜。尽管样貌有不少变化，他还是受到了众人的欢迎，与妻子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并生下一个女儿。可是，他却与亲叔叔爆发财产纠纷，引起家人不满。与他相亲相爱的妻子迫于压力，声称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蒙蔽了，将他送上了审判席。这个案件从地方法院一直闹到最高法院，双方各执一词，乡邻们也莫衷一是。就在这个马丁·盖尔几乎让法庭相信他不是骗子，即将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时，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埋首档案，利用婚书、遗嘱、交易文书、纠纷与仲裁书等多种材料，试图通过讲述这一离奇的冒名顶替故事，再现16世纪法国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以及近代早期法国的国家司法体系。她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去追寻真假马丁·盖尔和他们的妻子贝特朗·德罗尔斯的世界，从各方面刻画他们丰富的生活细节，揭示了当时的婚姻关系、亲属关系、继承法、社会流动、兵役、乡村习俗和司法程序。

  在本书中，戴维斯还引导我们思考：16世纪法国农民实现社会流动和阶层跃升的渴望为何如此强烈？在没有指纹和照片的时代，一个人的身份是如何界定的，人际网络起着怎样的作用？新旧势力的对抗、不同文化习俗的冲突、风云变换的国际局势如何搅动地方社会？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年生，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专长为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研究，先后在布朗大学、多伦多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教，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Henry Charles Lea历史学教授，同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兼任历史学与中世纪研究教授、比较文学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行者诡道》等多部著作。